所谓动，就是指正在生长的法和法的变动性、发展性。
这就产生了拉德布鲁赫作为法的最高目的的三个理念，即作为法的形式的正义，作为法的内容（合目的性）的公共福祉和作为法的效力的安定性。在法治国家，私法从公法的绝对包围中挣脱出来。
众所周知，马克思历来重视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利益关系，尤其是财产权问题的考察：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按照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的看法，所谓法律的正当程序就在于，它把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利益变成公共利益，把私人目的变成公共目的，使资本的商业行为受到公共义务的制约，从而赋予其正义性和道德性。这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律秩序之基础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关键词：马克思 唯物史观 法治 实质主义 作者：张盾，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长春130012）。市场经济乃是把现代人的自利倾向与正义结合起来的最自然、最合理的方式。
很显然，韦伯所谓自然法的实体化，不过是自然法衰落与法律实证主义崛起的另一种说法。按照韦伯的观点，实质正义对形式正义的冲突是现代法治发展的一个固有趋势，这种冲突决定于经济因素和商业利益。它不是从自然到文明，而是从旧文明到新文明，从新文明升级到更新的文明。
然而，这在英国法学家福蒂斯丘看来只是一种神学思维的产物，这样的人民只是一种没有头颅的躯壳。显然这一称法无法区别出代表性竞争与统独两个阶段的不同，即便是统独阶段也是内战的延续。参见白桂梅：国际法上的人权与少数者权利，《中外法学》，1997年第4期，第30页。一旦条件具备，天下空间必然要冲破民族国家的边界。
事物的整体性不在于要素本身，而在于诸要素之间的连属关系。在空间变迁中，空间扩张尤为令人瞩目，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页。
另参见章永乐：《威尔逊主义与门罗主义——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若无统一意愿，自然就不存在提出两岸统一的条件，更谈不上如何满足对方条件。《反分裂国家法》第2条进一步规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二级现代性在每个民族国家里种下了破笼而出的种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空间二元论就成为接力大航海时代新型空间变迁的动力所在。
可是，在当今这个自由与独立成为主题词的时代，为什么统一是法定义务？如果违反这一义务必须加以制裁的话，这一义务背后的法理根据是什么，这是任何主张两岸统一的人都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32] 人民是现代共和国的主人，这一符号取代了此前的教会与皇帝，但它本身就具有二元性。[60] 一家亲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一种范式，它的表述不限于两岸一家亲，还有民族团结一家亲、军民团结一家亲等，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这一范式在世界层面的延伸。无论是神人关系，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地者，生之本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礼法关系，都说明古代中国秩序并非自然秩序，而是一种文明秩序类型。
人民肇兴而成为一个新生的王国，人民通过鼎革而从旧的文明秩序中解放出来成长为一个新文明秩序，从王权专制的国家变成政治家的国家。这种状态必然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秩序状态。
李鸿章名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确有夸大之嫌。所谓的本质性要素，就是指具有事物内在连属性的要素。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两岸统一从此不再限于大一统的历史意识的延续，而是中国走向世界而必须直面的秩序与空间的现代一般命题。[64] 维护和促进两岸连属关系的内容包括：（1）两岸建立统一的市场，（2）历史文化教育的协同性，（3）海外利益的一体保护，（4）为台湾青年人未来发展创造机会和空间，（5）加强两岸之间的亲情交流，等等。参见[奥]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16、347、404页。这三个行为都属于极端行为和显性的台独行为，如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参见Immanuel Kant,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Hamburg 1998,§ 24. [58] [德]卡尔·施米特：《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载《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国两制的政治智慧在于统一高于意识形态分歧，连属关系的认同与建构高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无论何种意识形态，都必须经过中国化以实现连属化。
二是人民的成长，即鼎革。一味强调交往，会使两岸陷入到无休止的对话与协商过程当中，反而给台独分子以布局的机会。
另外，也有学者称之为法统之争，参见林子荣、李文献：统一与对立：两岸关系矛盾体演进研究（1949~2017），《台湾研究》2018年第4期，第27页。完成统一的历史大业，并非完全否定属灵的意志理论，而是要构建可包容意志理论的连属关系理论。
近代以来，中国从古代的天下收缩为一个民族国家。华航事件为两岸打开公共商谈的大门，之后两岸相继成立了海基会和海协会,成为两岸商谈的执行主体。
原初现代性的空间变迁是充满暴力的文明扩张，偶尔也包含普世文明对低端文明空间的占有和改造。它还必须是促成建制的理念之实现的存在意义上的代表。现代国家的法秩序主要包含两种法律关系：一是国内或国际社会层面的意思自治的法律关系。一个政府要想成为代表，只成为宪法意义（我们的初级型的代表制）上的代表是不够的。
但是，任何理论都以不偏离真实世界为限。[51] 关于非制度性的现实商谈并不必然产生合意，参见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 3. Aufl., Frankfurt/M 1996, S. 415. [52] 同人与人之间社会连属关系相近的理论是法国法学家狄骥提出的社会连带理论，社会连带关系通过成员在（1）需求上的相似性，（2）满足需求能力的差异性而带来的相互依赖性，经由劳动分工而形成。
在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之后，从主体哲学发展出了主体间的交往关系理论，共同体的每个成员之间都是互相理解和商谈的交往关系。不可否认，人民主权的符号秩序从西方引至中华民族的物理和精神空间，是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的共同历史经历，这一经历包含了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反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势力的斗争。
显然，人民自决权等流行于台湾政界的话语正是出自灵知主义的人民观。另参见张龑：《人民的成长与摄政的规范化》，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第88-96页。
（三）柔性台独是分裂行为吗？ 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斗争，如何识别隐蔽的分裂行为并非易事。二是必然要回溯到历史上第一次缔约。早于卢梭的霍布斯则用授权-代表结构来区别人群与人民，没有单一人格的人群不能算是人民。也就是说，交往关系是基于语言运用的主体间关系。
连属（articulate）英文原意是关节连接，将不同的部分连接为一个整体。代表整体人民的公意若不能扎根于历史经验类型的民族生活当中，形成同质性，反而会成为空间霸凌和空间割据的工具。
因此，基于连属关系的空间秩序观不是对传统观念和西方观念的否定，而是扬弃之后的兼收并蓄。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从西方引进人民民主的秩序体系时，必须看到这一秩序背后的属灵符号与历史叙事逻辑的整体性和连属性，也即在欧洲形成的灵知主义秩序的历史偶然性，才能明白西方的符号系统同中国社会之间的断裂，才能有意识的重建西方符号系统与中国社会的连属性。
如果说空间拓展是自由意志，那么空间统一则是反自由意志的。因此，一家亲虽是源自中国文化的表述，却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制，而是理性化重构。
